我就纳闷，一个小小的采编组，怎么清一sè都是蔡县长的人？后来我又进一步了解到，不仅采编组，就是整个文广局，都是挺蔡派。
这个谜，一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揭开。原来，我们的局长邝有先与蔡县长沾亲带故，是蔡县长老婆的舅舅。[..-]
我不知不觉就被“范派”，在采编组，不，在文广局这片小天地里，我却是处处孤立，处处受到排挤。
我第一次接到采访任务，是去郊区去采访一位省劳模，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
采编组只有一部“凤凰”牌自行车，可不要小看这两个轮子，这可相当于现在的奥迪、皇冠，至少也相当于桑塔纳两千。
这部自行车平时归曾组长使用，很有点现在的“局长专车”的味道，但有人下乡，却是可以偶尔享受一下的。
“林谷，明天去城西村采访周发古，你和吴广去吧。”
这是组长指挥副组长的口吻，容不得商量。
我点点头，“嗯”一声。
这几天，天天呆在办公室，除了读报看书，就是望着拱形的雕花的窗格发呆，也实在无聊，巴不得有个外出的机会。
“本来嘛，你们是可以骑单车去的，可我又有点事，只能委屈你们了，你们就克服一下吧。而且，林谷你刚从学校出来，还没学会骑车吧？有空练练，干咱们这行，不会这个还真的不行。”
我望着曾铮瘦削的脸，总觉得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曾铮那双眼睛有点像谁。
我笑一笑：“曾组长，你的话我记住了。”
骑车技术，别人我不敢说，跟你曾大组长相比那是绰绰有余的。我可以用杜秀珍那部轻型自行车载着人高马大的杜秀珍在省城大街小巷穿梭，如入无人之境，你曾铮行吗？
该高调的时候高调，该低调的时候低调，这是做人的诀窍。我没有必要告诉他，四年前我就学会了骑车，也没必要告诉他，师院举行的运动会上，我谷子在自行车环城跑这个项目上一不小心得了个全校第二名。
“有空我会好好练练。”我说。
西郊村又叫洗脚村，因为村子里有一条石砌的小水圳，村里人忙完农活，刚好可以在那条小圳里洗脚，洗脚村的名字由此得来。
出现在正式文件上的名字是西郊村，出现在人们口头上的名字依然叫洗脚村，西郊和洗脚普通话读音相同，本地方言两者却是相去甚远的。
周发古就是洗脚村的村长。
洗脚村离县城刚好十华里路程，我和吴广是开着“11”号车（意指两条腿）去的。
我自小在乡下长大，这点路程对我算不了什么。倒是吴广，一路上嘀嘀咕咕，满腹牢sāo的样子。
吴广一会儿抱怨曾铮太自私，把一部公家的自行车当成自己的私家车，一会儿又说跟着我谷子出门真倒霉，那么远的路程还要委屈自己的双腿。
我没有搭理他，自顾自走在前头，我腿长，走得快，吴广一路小跑才跟得上来。
到了村委门口，我大气不喘，吴广却是累坏了，衬衣后面，湿了一片。
我看着吴广那张略胖的脸，脸上露出不屑：“吴广同志，还是部队出来的呢，体力也不怎么样啊！”我学着曾铮的口气，“干咱们这一行，腿上功夫也很重要啊！”
我这一顿奚落，吴广没有反驳，看着我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一定既服气又纳闷，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娃，怎会有这般体力？殊不知我谷子在学校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就是体育，也是拔尖人物，田赛径赛三大球，都能来几下，而且水平不低。
吴广脸上的那股子委屈一扫而光，眼神里开始有了一份佩服。
周发古不在村委会，村委会只有一个看屋的老头。
吴广就要那老头把周发古叫回村委，老头起身正要去，我摆摆手：“不用了，你告诉我们在哪里就行。我们去地里找他。”
那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动手早一些的已经包产到户，洗脚村刚刚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我们县里还是比较早的。包产到户，虽然已经确定是农村改革的方向，但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当时那些顺口溜，就代表了一些保守派顽固派的思想，“稀里糊涂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三十年前分田地，三十年后再分田。”
我们就是在转型阶段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典型。
我们找到正在田里给秧苗施肥的周发古，他侍弄的已经是个人的责任田。
周发古两手满是尘土，还有沾一些干粪，他正要去找水洗手，我就伸手握住他长满老茧的手，说：“发古村长，我谷子自小在农村长大，摸多了泥土，闻惯了牛粪。”
我接着告诉周发古，我谷子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铜锣湾村就是我头颅顿土的地方。
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我们不像是采访，更像是朋友聊天，我也没有记录，把这次与发古村长亲切的交谈记在脑子里，回去以后才整理出一篇三千字的专访：全省劳模周发古谈“联产承包”。
朴素的语言，真实的思想，一个老农对农村改革政策的真情流露。
我这篇采访一字未动被登载在省报头版。